超生者杨支柱

　　杨支柱的一位朋友大胆预言：如果有关方面阻挠孩子的出生，将成就又一起公共事件。他还真说对了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杨支柱的博客上有这样的签名：生命从受精卵开始，自由从摇篮开始。《自由从摇篮开始》是他阐释自己教育理念的一本书，在知识界颇有些影响，而受精卵本是私事，因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和杨支柱的骡子脾气，居然就成了“公事”。

　　当杨支柱之妻怀孕3个月时，他的一位朋友就大胆预言：如果有关方面阻挠孩子的出生，将成就又一起公共事件。那是2009年的夏天，来自学校和居委会的“说客”开始持续电话或者登门。杨支柱不知道谁泄漏了秘密。在2009年3月，北京市计生委负责人对媒体透露，今后，举报超生、非婚生育等违法生育问题的市民，将可酌情获得奖励，这是今年计生重点工作之一。

　　杨支柱已经有了一个4岁的女儿，这将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根据《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区、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杨支柱夫妇不属于“下列情形”，因此在有了第一个孩子后“一直比较注意”。2008年岁末金融危机，杨妻从外企离职后在家休养，不久夫妇俩发现，第二胎怀上了。

　　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的教师，杨支柱一直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反对者。他的博客“人口与生育权”，自2008年12月以来已经发表了近900篇文章，相当一部分与人口问题有关。在较近的一篇评论中，他分析了“超生”者面对的几种情形：“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给办理暂住证，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能买房、租房，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给办理营业执照，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给办理务工许可证，没有计划生育证明子女不能上户口、不能上学，没有计划生育证明不给办理‘低保’……”

　　我不想以后后悔

　　人大教授张鸣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说，“一年前，我见着他(杨支柱)，他就说要再生一个，用行动抵抗计生政策。没想到，他真的干了。……”杨支柱自己说，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一个更符合他现在态度(以及处境)的表达是：“本来就想要，但什么时候要，并没有定，现在既然上帝给了你，那就要呗。”

　　杨支柱的妻子则说，为了争取权利而跟国策叫板，这并不是她愿意再生一个的理由，“我对行为艺术没兴趣。”“当我发觉自己再次怀孕以后关于要还是不要曾纠结了很久。”她在博客上写道，“如果要，我在很长时间内必定不能工作，而等孩子长大我也老了，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了。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定要的，因为他喜欢孩子，因为他认为一个孩子对成长不利，容易惯坏。很多独生子女很‘独’，不能接受一个弟弟或妹妹和他(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岁的女儿并不这样，她强烈地要求有个伴，总是要在幼儿园放学后拉小朋友来家玩，或者在小朋友家里玩到很晚还不愿意回家。”

　　而最终让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的原因是她已经38岁了，“岁月无情，而中国又是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国家，远的有克拉玛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么多花朵一样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么挨过余生？我不想以后后悔。”

　　大概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有关方面不断地对杨支柱展开说服工作，“系主任也找过，学校管计生的也找过，居委会也找过。都找过，有的找过N次。反正是书记找得最多了，尽管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杨支柱对媒体说。

　　他统统回绝了。

　　他们决定不打游击

　　其实，他们也考虑过“退一步海阔天空”。最流行的做法当然是去香港生产。据统计，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赴港生育中介甚至会用这样的广告语：“去香港生二胎一切费用全算上，也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还让孩子得到了香港身份，生下来就有优势，还算贵么？”另一个选项是回湖南老家暂避，“花点小钱搞一个小城市户口，过几年带回来，说是自己的侄子什么的……”

　　“洗白”之必须，反映了“黑户”的尴尬。如果一个在中国内地出生的人，没有生育指标，且未缴纳(或足额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他(她)就没有户口，成为没有身份的人。他(她)无法接受义务教育、结婚、参军、报考公务员，也不能买房、开户、办理驾照。

　　杨支柱不愿意去香港，而妻子也无法忍受湖南湿热的气候，他们决定不打游击。

　　受精卵开出了小“黑户”

　　怀孕5个月以后，劝说者消失了。他们再次出现是在临产的12月。“居委会老打电话，让我们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杨支柱说，“意思是让你超生后保证缴纳社会抚养费。”根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2009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738元，以夫妇两人计，杨支柱需要支付少则16万、多则超过5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对于我来说，是花钱买张封条把自己的嘴贴上，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但需要有足够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够的愚蠢。”他在博客上写。杨支柱再次把电话挡回去，自始至终，他没有让妻子受到打扰。

　　不过他也承认，大城市比较文明。他听说老家的做法是，先交保证金，不然就把孕妇控制起来，“这样丈夫一着急，就会把钱交了。”

　　2009年12月21日11时55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受精卵开出了小“黑户”。在征求博客网友的意见后，杨支柱为二女儿取名“若楠”，意为第二个女儿没有指标竟敢来到这世上，具有男孩一样的勇气，也应和男孩一样让人喜欢，此后，“再加上一层像楠木一样耐腐蚀、耐变形(态)、耐异化的意思。”

　　到那时候计生政策肯定变化了

　　3月26日，杨支柱被口头告知了学校的处分决定。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给予杨支柱记大过处分，同时责成法律系解除杨支柱教学岗位聘任。4月9日，杨支柱被告知去领取书面通知。“解除的是教学岗位聘任，人事关系我还在学校，但他们以后肯定不敢再聘我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他看起来还保持着相当轻松的心态。“我们家有个保姆，5个人吃饭，这点钱我还是掏得起，没问题，我会找到工作的。”他说，对于他来说，无非是失去了一个本来也收入不高的工作——他受聘的是教学六级岗(见习岗)，月收入4000多元。在此之前，因为一些学校也无法掌控的原因，这位北大法学硕士还长期在校图书馆任管理员。

　　但是现在他不太愿意谈论这些，正如他不打算到教育行政机构或法院去申诉，因为他知道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可是他也并不后悔。

　　198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在老龄化加速的压力下，有关计生政策调整的言论反反复复，这一持续30年的基本国策当变与否，似乎真的到了一个历史关口。

　　杨若楠快5个月了，仍然是“黑户”，这一身份暂时对她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六七年之后计生政策维持现状，她就要开始遭遇麻烦，第一个麻烦就是无法正常上学，但杨支柱觉得，到那时候计生政策肯定变化了，“有信心啊！没有信心的话，我早就去交钱(社会抚养费)了！”